我在第十一周读的这本书，缘起倒是很有趣，随手翻了下，然后觉得还不错，因此花了一个中午和一天的从中午到晚上的时间读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正好和我之前的政治作业和《别让我走》中提到的科学与价值的东西联系起来。
前两天我也看了一部《银翼杀手2049》，这部片子很好，不过我也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来写一篇观影笔记，因此就放下来了。《心理学与人类困境》这本书讲的主要内容是心理学视角下的科学和价值的矛盾，因此，涉及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涉及到复制人的价值，同样也涉及到一些关于创造力的内容，因此这本书的读书笔记也可以作为《银翼杀手2049》和“谈谈创造力”这个话题的心得体会，于是一起作一篇文章，大致理清楚我读的东西以及一些自己的体会。
这本书从对于心理学的用途的思辨开始讲起，控诉了现代心理学家将人单纯的看作动物性的客体进行研究的不合理性。这种提法显然是照顾到了人作为人的价值、意志。心理学这门学科有两种不同维度的目标，一是科学客观的了解一个人的一切内在作用机制，二是更好的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第一个维度以科学作为背书，其假设建立在“掌握真理是对人类有益的”这一基础之上。第二个维度下，我们更多的考虑到心理学对实际人类生活的用途。按照这第二个维度，那么心理学的发展和表现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在石川黑雄的《别让我走》中控诉了高效率的科学之残忍，这是有目共睹的，西方学者从十九世纪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无意识非理性的根源，因此可以看出，这第一个维度是不成立的，科学的最初假设的牢固地位随着生产力的稳定和平衡日益受到冲击。从第二个维度来看，人们，起码是我，在最开始接触到心理学的时候，期望它能够帮助我解决“爱”、“焦虑”、“希望”和“绝望”的问题，但是，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所给出的答案，却是十分不靠谱的，一个个简化的框架和模型被教导，这些过于简化的乌托邦并没有很好的帮助我。另一种解决办法是测验，这种可以用于任何事情的测试并大肆鼓吹的人格心理学家希望他们可以测量任何东西，我测量了人格、精神病状况、健康状况、孤独感等等等等，这些并没有帮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最后，还有一种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操作性问题解决的那些心理咨询师们，患者去和他们聊一两个小时的天，这些咨询师试图将患者限制在自己所熟悉的某种架构中，然后对其进行操作性反应，最后还是要患者自我康复，这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中药和感冒的关系，反正感冒自己会好，中药顶多起到了安慰剂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是否有科学的对比，自我调节和治疗师干预对患者心理健康有显著改变呢？在这种情况下，爱被抛弃，成了性。焦虑成了紧张，希望变成了错觉，绝望则进化成为抑郁。这其中最大的问题的根源，恐怕就是这种将人的二维化和客体化的科学方法和价值问题解决之间的冲突吧。
因此，这本书主要关注的内容是理性和自由的冲突，也就是科学和价值的冲突。心理学，则作为人们期望的一种解药备受瞩目，但是，它似乎并没有满足大众对于一个价值结构的诉求。心理学从声称自己属于科学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不能解决价值相关的问题，它替代不了因为科学除魅而日益逊色的宗教，我们这个世界正因为效率的逐渐提高和机器的横行而使人越来越需要一种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东西，可惜的是，这种现代性的需求也因为现代性的发展和理性的崇尚而变成了对于技术的信仰，使用科学技术来解决价值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处于不同的层面。
一、人性与人的独特性的起源
那么第一点，我们就要探讨，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奇怪的对于价值的需求，而不是像猫和狗一样，只要给一个地方睡觉、供应其食物，满足其交配欲望和一定的游戏空间，就可以关在笼子里，在它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时间里。
（一）人的本质焦虑和基本矛盾
拿西西弗斯的神话来举这个例子。人作为人，具有跨时间的存在性。这表现为，我们可以将时间看作独立于客体之外的一个维度，这样的话，我们的行为就有了外在的意义。但是这样会让一个人具有宿命论的味道，当我们读历史，从时间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人，将其看作一个个体的时候，时间就是这样一种独立于人的维度。西西弗斯每天要推着石头上山，我们在看待他的时候，时间就像独立于他的客体，我们看到在不同时间节点他在干什么，他的行为的外在目的是什么——推石头上山。可是，当我们一旦采用这个视角来观察自身，就会发现宿命的意味，因为每天推着石头上山对我们来说缺乏意义。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日记，将自己放在时间线上，我们会发现自己每天在重复很多事情，我们追求外在的价值，如果将我们的视角拉高，这种对外在价值的追求就变成了西西弗斯神话中的对推上山的石头的追求，变得毫无意义。正如苏东坡在赤壁赋中所写，一切成就终究会成为灰烬，将时间维度拉长，我们做出的所有努力最终会消失不见，我们认为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也会失去光彩，变成历史和尘埃中的不值得一提的灰尘。但是，如果我们将时间的卷尺无限的缩小，我们就有了超越时间的客体存在的可能性，很多沉浸体验，比如游戏或者做一些自己非常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完成它之后会发现，一大段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种充满情感、兴趣、动机的体验代表着一种永恒，我们精神自由的同时成为了时间的主体，时间就是我们本身，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体会到事情的选择具有内在性，我有自由的空间来选择和塑造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每天忙着去推石头上山，我们沉浸在这样一种努力和汗水之中，当我们没有空余时间来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们用尽全身的专注投入到一件事情中去，我们就不再会去关注到底把石头推上山的价值，因为这时候，价值并非是外在赋予的，而是我们自身内在所塑造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一般都会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游走，而并非是非黑即白的两面选择，但是这个西西弗斯的神话，对于解释人之为人的动物性和人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两种矛盾的同源性
我们已经了解了人的这种基本性的矛盾构成，这就是人之为人的基础，罗洛梅认为，正是这种人看待问题的两个角度这一根本矛盾导致了感性和理性的冲突和不可融合。这一点其实他并没有很明显的提及，因此需要更多的资料和补充。
二、价值和理性的历史与变迁
（一）中世纪
将人放到社会中去，我们试图从中世纪开始，探讨这种矛盾的变化过程。
中世纪，总所周知，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每一个市民，不论是奴隶、牧师还是骑士，在社会中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公认的生活的价值观念以及获得这些价值观念的方法都是明确的，阶级固化的这种价值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有的情绪都在社区和宗教的仪式中得到了释放。加之，中世纪生产力较低，因此人要大部分时间从事所分配的工作，所以没有时间去进行更为“人性”的思考，即便是有，这种原始的情感动机在还尚未被科学除魅的宗教中也已经被升华了。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展开，西方出现了一种对于个人能力的信念，以及一种对物理本质新的、具体的、经验主义的关注，这种变化增强了个体的信心，人们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对科学知识的掌握，通过遵循他自己对宗教和伦理问题良心指导而得到克服。科学从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时候开始代替宗教，变成一种信仰的工具，这种对自然的规律的关注成为西方人最关注的问题。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使得理性成为自我心理认同的基础。其身心二分法：思维具有意图，而身体和自然具有外延，以及其认为身体和身体的本质可以通过数学的、机械的定律来加以理解，极大的促进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文艺复兴时期
这场开始于文艺复兴的文化革命的指导性智力原则，即对个体理性能力的信念，推翻了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并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在十五和十六世纪以来强调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个体，他可以在他的智力、经济、宗教以及情感生活中获得自主性，到了十七世纪，这种对个体理性的强调得到了包括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人的哲学阐述，在这个世纪，同样诞生了极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比如洛克和牛顿、伽利略，他们的成就直到现代的大部分时间还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虽然宗教已经逐步没落，人的本体矛盾越发突出，但是，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对非机械的一切事物的抑制是与文艺复兴后的工业主义一起诞生的，其互为因果，在工业主义的世界中，那些可以进行测量和计算的东西具有实际的效用，而那些非理性的东西则不能。物理科学所取得的深远成就以及其使自然成为人类奴仆的前景，与工业社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其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前景一起，促进了个体对于理性的信心，这种信心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对于技术的强调和对技术的信仰。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科学家虽然抱着对个体理性的自信，但是却体会了这种矛盾。帕斯卡尔认为，人性不能够通过数学理性来加以理解，并且理性的确定也不可能出现在情感领域。帕斯卡尔认为，人们没有充分考虑到情感的力量，实际上，因为对于理性的鼓吹必然抑制了人对于情感的直接感受，其著名的断论是：“心拥有各种理性，但理性却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理性是道德的基础，但是理性在实践的过程中是顺从于每一种感觉的，其非常频繁的应对空虚、特殊兴趣和不公平的合理化。两个世纪以后的弗洛伊德，如果站在这种思考的角度下，其对于非理性冲动根源的见解，也就和帕斯卡尔对于人性的思考一脉相承了。
（三）现代社会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现代社会。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尼采曾经预言，科学会成为一个“工厂”。马克思说过，尽管个体在经济方面所做的努力在工业主义的扩张阶段增加了社会的福利，但那时垄断资本主义却服务于一个相反的目的，并且在事实上导致了人的异化和非人化。在这个19世纪的时期，卡西尔认为其典型特征是“自主科学”，一个统一的原则不复存在了，每一位个体思想家都向我们提供了他们自己所描绘的关于人性的画面，尽管每一幅画面都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但是每一个理论都成了一张经验事实在其上伸展以符合一种预想模式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这个典故是将一个残暴的土匪，其拦截客人，强迫客人睡在一张铁床上，如果床太长，那么就强制拉伸客人的身体以符合床的长度，如果床太短，那么就锯掉客人的双脚来保持和床一样的长度。卡西尔认为，这种观念的对立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对我们整体意义的伦理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威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那个时候的人们期望发现被压抑的动力、无意识以及人类行为非理性起源的机制，然后和人类理性的机能结合在一起。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发现，以及其为了帮助个体获得一个新的统一体而设计的技术在这种语境下才变得可以接受。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弗洛伊德对于学院派心理和医学的责难才能够得以理解——后者试图根据理性主义孤立和测量行为的要素。
三、矛盾、焦虑、自由和创造力
（一）焦虑是价值观的不统一
现代性所导致的一大问题是，科学的发展日益壮大，证据的完美程度增加了，真理在一个方向在程度、数量以及部分的在抽象的清晰度方面都提高了，但是对于每个人所确定的东西却减少或者相对而言减少了。这些关于价值、意义、信仰和看法的东西一直在持续的下降。克尔凯郭尔认为，这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就是当代人焦虑的根源。
人类焦虑的独特性来自于这一事实，即人是一种会进行评价的动物，其会根据象征和意义来解释他所生活的世界，并且将这些与他作为一个个体的自我等同起来。克尔凯郭尔认为，神经症焦虑的两个根源在于，自我内部的不统一性以及缺少与同伴的一致性。外界不断涌入的信息，已经确定的海量的真理和我们自身的经验之间的不统一性，正式因为人对这些东西进行评价，以及这些价值观的威胁，才导致了焦虑的产生。我们可以将焦虑定义为个体在与其存在的价值观受到威胁时所作出的反应，这种价值观对一个个体保持自我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威胁可能是针对物质的，比如死亡，或者是针对心理的，比如自由的丧失，甚至是对某个特定个体或者品牌的喜爱、在同伴当中的威望、对科学真理或宗教信仰的热爱、爱国精神等等。
价值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一个人来说，其最初的价值观是从母亲或者其他养育者那里获得照顾，但是慢慢的，这种价值观不适用其生活，其开始更多的想要父母的赞同，逐步变为同伴眼中的成功，最后到了成熟的成人阶段，可能变为对科学或者宗教信仰的热爱，或者对自由的追求。价值观是一个逐渐转化的过程，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能力，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象征性的价值观念，即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个体身上所产生的特质使得旧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他必须发展出新的价值观，在这个价值观的变换过程中会有焦虑产生。在这里深入的讨论一下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个体自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不能够拥有一个而不拥有另一个。没有一种称之为纯粹的价值观这种东西，价值观是在社会传统中被赋予和流传下来的，并且通过个体的反抗来确定边界的，因此，当我们谈论价值观的时候，它暗含了一种观念，但是更多的，它表示了我们过去一直遵从的一种行动准则，这些准则在过去的我的经验中是表现在行动上的，那些嘴上夸夸其谈的东西，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类，或者是仁爱道德，只能够称之为惯例和习俗。价值观表示我们投身其中，并且选择朝向其前进的目标和目的，因为我们相信这些目标和目的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上面我们谈论了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价值观转变以及当代人的普遍焦虑，下面探讨自由、价值观变化、焦虑和创造力的关系。
（二）焦虑的解决过程和创造力的发展
理性、自由、焦虑、价值观转变和创造性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个体的经验世界和外在世界差距过于遥远以至于不能保持一致，或者个体不能够和同伴保持一致，那么就容易形成病态的，神经症焦虑。克尔凯郭尔认为，只要我们成为自由的个体，同时获得了和同伴的一致性，我们就能避免神经症焦虑。自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扩展，它表示了我们发展自己可能性的能力，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能力，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就是一种不断进入新领域的冒险。如其所言，自由总是包含着潜在的焦虑，焦虑就是“自由的头昏眼花”。他坚持认为，个体的潜在自由越大，个体所拥有的创造的可能性越多，他的潜在焦虑就越大。内在冲突和内疚感一直是创造力的伴随物，只要个体能够面对他的这种创造性危机，并能够自我扩展来解决这些危机，我们就能够得到发展。自由作为现代性最重要的基础，在这个年代已经被很大限度的赋予给了我们每个人，起码政治正确的说法是如此。
所有的成长都伴随着引起焦虑的对过去价值观的放弃，个体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更为宽泛的价值观。成长和正常的焦虑包含着对于即时安全感的放弃，这种放弃会不可避免的带来焦虑。价值观的转变和与此相关的焦虑是创造力的一个方面，人作为评价者，时时刻刻在评价行为，人们塑造他的世界，使他更能适应自己的环境，也使得环境能够更适应他自己。价值观转变和创造力的关系表明了自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创造力不可避免的与焦虑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个体发展中的每一个创造的可能性都涉及对过去的某种抹杀，涉及对过去形式和模式的某种破坏，每个人都会受到留在熟悉的安全的地方的诱惑，而不是去冒险。但是现代社会不断涌现的真理侵蚀着我们的价值，宗教在科学的祛魅下死亡了，会有更多的我们相信的东西在科学的真理的检验下消失，真理越来越多，确定的确越来越少，因此，我们不断面临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因此，我们在这个年代更多的被要求去冒险而不是停留在安全的地方。
（三）焦虑的产生
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因为理性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导致了社会的进步，而这种进步伴随着我们对于理性的崇尚，这种理性带来了道德以及作为当代价值体系的自由。尤其是当我们感受到这种自由的时候:“焦虑是自由的头昏眼花，自由导致了焦虑”。因此，为了避免焦虑，我们要不断面对人的最根本的矛盾，走出自己确信的安全区（旧的价值观念），创造性的发展，形成新的价值观念。
最后，澄清两点内容。一是，焦虑的两个根源来自自我内部的不统一以及与同伴缺少统一性。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焦虑本质上都是分离焦虑，孤独对分离的觉察可能是最让人感到痛苦的焦虑的有意识地形式。对于从众的人，孤独是一种常见的体验。他们因为孤独而走向从众，另一方面，通过变得和别人一样来证实自我的这种方法减少了他们的自我感和个体认同体验，这导致了内在的空虚和更大的孤独。因此，我们迫不得已的需要克服自我内部的不统一性。克尔凯郭尔认为，将焦虑看作一位老师，他比现实更好，因为我们可以暂时性的逃避现实，但是焦虑却是一位永远存在我们内部的教育者。二是，科学没有为价值观提供任何内容，不是因为科学发展的不够远，而是因为他们两个存在于不同的层面，科学只能够告诉我们事情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是怎样受到限制的，追求这些客观知识的抱负是人类能力的最高水平。
在这一切结束之后，终于可以开始正式的开始本文的写作，探讨一下当代社会的困境以及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法。
四、当代问题根源以及其解决
我们说，焦虑是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本质上，这代表了一种对人的两种能力的深层矛盾的感知。尤其是在年轻一代身上，一种主要的焦虑来源是，他们无法在他们能够以其为基础并与他们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中获得可行的价值观。在一个理性和自由当道的年代，这也是一个价值观非常彻底的发生改变（并且不可调和的分裂）的年代，不可避免的焦虑是情感冷漠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情绪的加深可能发展成为情感的匮乏以及人格的解体。价值观缺失导致了压力，这种压力不是单纯的泛指外在压力，而是指由于缺乏内在标准，我们不得不依靠一个被迫的、非自由的外在标准行事的压力。标准是外在的不一定导致焦虑，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按照外在的标准生活，但是，当这些外在的标准同时不是个人自己选择的，而且是别人强加到他身上的时候，这种通过外界来证实自己的转变减少了一个人的意识，并削弱了他的情感和自我体验。这是一种意识减少的表现方式，然而人们是怎么做的呢？
人们期望使用药物来让自己感到舒适，希望机器可以满足他所有的需要，不论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这是一种现代人丧失自我意识的危险。这已经不再是精神分析学家所想象出来的一种理论，而是真正正在这个世纪发生的事情。卡尔·雅斯贝斯关于此的预言并不夸张。
当我们想要去感受，想要去冒险，想要去想象的时候，我们主动探索的冲动在被动获得的强迫性要求中丧失了。正是这种对获得、对必须学习的强制性的外在标准的强调，其本身助长了学生不去关注他们是如何与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思考会花费太多时间，并且其将知识和事实置于一种新的背景中，使其部分成为个人的。那些通常把东西分门别类的人会说，这是对纯粹的事实充满偏见，因此，最好让你的事实和你的情感分离开来，要不然你就会想的太多，你的事实就会背负上主观性的污点。
（一）科学不能替代价值
这种对于外在标准的强调，正是理性客观性的一个反应。我们被迫研究把自己的感情和所做的事情分开，工作变成了单纯的为获取报酬的一种方式，而生活，则变成了工作的反面，曾为充满个性、放纵的失乐园。但是，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个世界的主流是理性，但是我们又对这种理性的枯燥无聊的时间充满抗拒，我们知道，我们的文化被一种对数据的强调以及一种相应的对理论的兴趣的缺乏支配着，被一种对想象、感受性的轻蔑所支配着。我们为技术着迷，爱上了信息，我们的学者——更准确的说，是我们的研究管理者，通过数据的金字塔来掩埋一个流产的观念的尸体。
但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理性不仅驱逐了情感体验，随着其自身的发展以及真理的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很难跟上科学的脚步，这造成了在科学本身发展方面的专业化分工，以及这种分工带来的隔膜和绝望，个人意识一般都会死在这种科学的千千万万的分支的角落里。一个人来过，做过研究，不为世人所知，故去了，一辈子结束了，从客观角度看，这是一种很难让人承受的绝望。当代的教育倾向于让学习日益迷失在外在化的数据获得之后，学校的办学基于这样一种幻想:智慧是由纯粹的事实积累构成的，学生们非常努力的搬运知识以获得新的知识，但是当代社会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每天新的研究都在产生，每天世界都在被刷新——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论就是，无论学生们跑的多快，他永远无法赶上。
我们看到，从理性中诞生了自由和真理，真理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知识，这些真理不断检验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确定之事越来越少，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形成了焦虑，对这种焦虑的置之不理造成了情感的淡漠和人格的解体，反之，对这种焦虑进行外在探索，形成新的价值观念，这形成了创造性的发展。
一个人的创造力和独创性倾向于被认为是有用，因为其实用性和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但是想象力却容易被忽视。但是，正是由于我的想象，我才看到了我的世界，与我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才创造了我的世界。而正是通过我的创造力，我才能将自我体验微这种独特的感受模式，在当前这个时刻，我正体验着他人，与周围形成一种独特的关系，通过创造力，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主体，一个真正的人。
但是我们的人类困境，按照心理学的表述，就是：我们虽然能够看到理性的未来是探索感性世界，进行价值观的变化和创造性的发展，但是理性确确实实的现在在限制着感性的发展，如果说这种限制可以由社会风气的逐步变化而得到缓解，人们可以越来越重视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更多的体验到自身的主体，形成时间的无限性，形成丰富的体验以获得健全的人格，那么人类终极困境就在于：理性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需要效率，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人的非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需要人作为机器来提高效率，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必须以其自由为代价，因此其焦虑不能通过充足的自由、情感体验、创新、主动探索、思维的冒险和想象的快乐来进行价值观的重塑，其也就不能够解决焦虑这个问题，因此就不得不变成神经性焦虑，变成非人，变得失去了独创性、失去了人格、失去了情感体验。这就是科学和价值之间的终极矛盾，其虽然不在同一个层面，但是前者的发展对后者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这意味着我们要成为自己的超人，不断的会受到价值观上的冲击，不断地需要革新，需要走出安全区，需要焦虑，需要改变，需要形成新的价值观。当然，这种焦虑和人的本质矛盾是有密切关系的，当我们越是自由，我们越能体会到这种人的根本性矛盾。
（二）几种不同的应对策略
A、反智主义
当代困境的根源造成了焦虑，而这种根源在于人作为人最深的矛盾。我们不能够说，推倒理性和自由的旗帜，让一切回到文艺复兴，甚至黑暗压抑的中世纪，就因为那里有宗教，有我们一个具体的、确切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同样的，因为看到我们对技术的使用和我们的困境以及焦虑的联系，很多人认为，放弃技术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这是非常愚蠢的，人类困境不能够通过抛弃技术而得到解决，技术只是一套工具，重要的是，我们使用这套技术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屈从于把技术当作一种逃避我们面对的焦虑、自我疏离、孤独的手段，但我们面临焦虑，我们购物，当我们孤独，我们从众，这种被当作逃避方式的焦虑的技术会让我们感觉更焦虑，更孤立，更自我疏离，同时自我的意识和情感体验也慢慢的被剥夺，人们把自己当作意义中心的个体的自身体验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B、集体主义
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够寻求集体主义的庇护，现代性建立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上，集体必然损害了个体的自由和权力，这对现代性来说是行不通的。甚至，这意味着未来的发展甚至会走向某种程度上的集权和纳粹主义。集体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成为组织人，他通过放弃他自己的意义而拥有了意义。这种人以放弃自己的独创性为代价，换来了其在族群和群体中的地位和角色，这可以被称作是一个和谐的团队的人，但是，在这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他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有意义恰好是以放弃其个人的意义为代价的。
最后，理论框架和现实问题都谈论过了，我们也谈论了一些关于技术和民族主义对此的不可解性。然而，当今世界的真实情况并非这么简单：这个社会鼓吹理性和自由，我们面临焦虑和对科技的滥用，因此我们要在焦虑中获取对情感的进一步体验，深化自己的意识，让自己的价值观念发生转变，用创造性的发展来适应焦虑和新的时代。
（三）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以上就是我的读书笔记，但是，最后，我提出一点自己的观点，可能，银翼杀手2049中的场面，我们使用没有价值、情感体验的AI，人工智能来代替人类作为机器，进行各种工作，通过理性、逻辑来提高和发展效率，而在这种物质极大发展的未来，人便可以有自己的自由来进行这种创造，当然，我们悲观的看到，很多人仅仅满足于自己的生存需要，但是，大部分人，在这种情况下会主动的探求自我，实现自我的价值。弗洛姆的积极自由，在当前现代社会可能不能够实现，但是，当物质高度发展，或许积极自由和自我实现，能够成为未来的一种普世价值观念。美剧、电影、小说和漫画《星际迷航》中的价值观设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金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分配位置和报酬，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我。或许，AI是我们当下通往这种终极解放形态的关键，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猜测，一种臆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