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是人类的艺术源泉。随着时间的增长，英雄和美人都会过去，只有艺术作品真正不朽。曹孟德八十万人马下江东，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惊心动魄，对今人没有什么大用处，然而《赤壁赋》一文，让这一幕定格，才可以令那些凡是有幽微情意的人可以时隔千年再次体会到那种骸骨不存的精神气魄。所以今人读《赤壁赋》，是对精神有益的，起码可以让青年们怀着幽微情意，对大自然和人生有一些敬意，对时间和历史怀抱畏惧之心，对梦想和现实，对艺术和生活都有一个质的化上的小小帮助。

艺术作品是固定的，然而艺术本身是主观的，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想要深入了解一件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怀，就必须知晓作者的大体态度。朱光潜说：“艺术家在写自己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在于形式而不再内容，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艺术不能离开知觉和想象，就离不开联想。联想不免带有思考，很多被认为有美感的经验并非经验，而是持实际人的态度，在艺术本身之外追求它的价值。有很多人认为前、后《赤壁赋》中仙人和吹洞箫者都是苏轼捏造出来的形象，其实不然，活在苏轼心里，就表现在文字中，表达自己愿意表达的东西，又何谈虚幻和真实呢？

苏轼的一生是坎坷的，仕途是不顺的，两次被贬，多次试图自杀。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把苏轼看做成一个快乐的人，以为只有经历过坎坷，才能痛定思痛，于是有了悲极生乐的情怀。

艺术的价值在于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苏东坡说：“谓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这就是取舍恰到好处，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伟大的人生必定要有这严肃和豁达之胜。

所以，简单的快乐一词不足以道出苏轼的一生，伟大的人生必定包含着严肃和豁达之胜，在逆境中乐观，在顺流中保持谦逊，豁达和严肃并不是一对矛盾的关系。苏轼的文章，常常被后世学者给带上道家、佛家和儒家三顶帽子，其实他那家也不是。由于家庭和社会的要求，年少的他不得不苦读经书，挥毫弄墨，以便走上仕途之路。然而，内心快乐的他是不能忍受那种官僚气息的，借助文字，很多人都害怕他，怕他道出那官僚之间的小九九，于是苏轼就成为众指之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处。

后世的鲁迅怕也是这样一个角色，被扣上左的帽子。根据《呐喊》自序我并没有看出来在东京之后，鲁迅转投文学的大欢喜，所有的文字，只是悲凉，只是厌世，只是让那些急功近利者不要打扰黑屋里的将死之人，野草自有野草的悲哀，影子也不愿意跟随主人，被推倒封口浪尖的英雄，也会被那些推手利用，傀儡，正如耶稣的子，被吐骂，被戴上花环，被钉在十字架上。

或许这就是文人的悲哀，也是注定了的宿命。苏轼不愿意接受，但也无可奈何。

在黄州的几年，苏轼看淡了，但也没有达到佛家出世，道家升天的地步，理论模型总是有缺陷的，只有死人才不会去计较这些，人生最苦是不能证明人生的荒谬，和本身的无意义，鲁迅明白，但还是故作挣扎，在荒野呐喊，希求自己的善不要让更多的人受伤，自己的文可以让更多的人觉醒，淡漠而微存着悲哀。苏轼也明白，各路学者就看到各自的特征，加之苏轼各种帽子，这并不合适。

在《后赤壁赋》一文中，苏轼面对天籁的自然之美时，不敢停留，却也反映了那大道本虚无，凡人不可接近的意味，而只能在人世间挣扎，自嘲，寄托自己的情怀的悲凉。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所谓取舍，不是指真的有那样一个标准，可以实现。而是一种悲观的与大自然的对抗，与被默认了的，被嘲笑了的那些人的对抗，正如司马迁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在人生的坎坎坷坷中，在不服输的坚持和信仰下，艺术家拿起属于自己的武器，抒发憋屈的，高兴的，悲愤的，悲观而又乐观的情怀，在大自然取材，流传到后世，叫做艺术。

在小山丘旁的茅亭里，我好像看见一个老者衣着寒酸，自斟自饮，面对面前无尽的江面，那并不出奇的山山水水，在纸上写下“赤壁赋”三字。

艺术，毕竟不同于现实。

参考书目：谈美书简，朱光潜，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2014年5月31日 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