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把文化的结构分为宗教、科学、道德和艺术，言中国之文化偏向于道德和艺术，是有从千年流传的儒家学派自孔子以来到董仲舒所建构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德之说。
何谓道德？韩愈在《原道篇》中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从这里到那里的一条路叫道，人生有一希望，有一理想，叫做道。往大了说，大家都可以走的路，叫做大道，就是天道。然而自己已完备满足，不必再等待外边的条件，就是德。道德是个人的，人人如此，就是大家的。合在一起，却只有自己可以体会到其精微之处，是故“道可道非常道”。
孔子感叹，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我看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家族式的、属于集体的传统。古人云：“统之有宗，会之有元”。那么这文化的分支，定有一个汇合点，一个总支架，来承载长久不衰的文明。这问题，在《史记》是中有所阐释的。
世上笃信儒学的贬斥黄老之道，反之亦然。司马迁却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史记》一书几乎篇篇不离孔子，文献资料考证也是以孔子编纂的“六艺”为基础。然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对儒家的批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而有对道家的褒奖：“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因循为用，圣人重之。”《史记》成书是要穷天人之际，这天人的分辨，就要因循为用，于是黄老之学在儒家五常之说上，后者和名家、阴阳家、墨家是几大派。这是文化的宗，合在一起，就是元，会之有元。
孔子在周朝访问的时候，向老子询问礼仪的事情。事时孔子在鲁国当宰相，到周天子图书馆处要查找古人编纂的礼乐详细，希望以此教化子民，大治天下。老子告诉他：“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如是而已，无异于身，看起来就像是无为之词，况且前面还说到，君子得时而行，摆出一副没有报复，得过且过的厌世姿态。
百代之后，张养浩路过潼关时有诗：“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保暖思淫欲，妇人争桑，君主争国。国家兴亡，百姓遭罪。一种言论，被社会接受，就要得势，就要有人相助，但这相助的“明君”，却有几个想着的是苍生百姓而不是坐拥江山？所以，我认为，老子不给孔子资料，是有保周王朝礼乐传统之用意，并非是完全的无为，顺天。
况且，在周朝衰亡却又无能为力时，老子出关，做五千言道德经，难道仅仅一句无为无不为就可以解释的吗？君子哀痛名声不与身份相称，老子不也想找到一个可以体悟自己学说的后辈吗？
老子讲无为，反仁义，是有天下之形势不在于一己之力可以改变之用意，孔子可以借君主之势来传教仁义理智，但是也会因此被统治者利用，兴风作浪。国家形势、举措的做出，征战、纳粮行为的安排，大抵都是有良好形势下极为深远的利益动机或者直到灾难降临才醒悟，补救。当一件事情真正影响到人民-君主-统治集团共同利益的时候，才算具备了大势，说者才可以趁风宣扬自己的学说。是故《道德经》有言：“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认为当时周王朝形势还好，没必要也没有这个“势”的必要，去重新框架礼仪。至于后文：“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句话的主体是国家、集团，客体是个人，是为了防止礼仪被表面化、程式化之后遭到奸佞之人利用而说的。大道废，有仁义，自然就有宣扬仁义的圣贤出现，可以说孔子的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必然的，老子并没有否认，他只是劝谏孔子，凭一己之力是很难撼动历史的走向的，时间到了，人人都不再讲礼仪，道德的时候，天下才会和睦如亲吧！总之，还是要顺势而行，其中各种精微缘由，却不是点点笔墨可以说得清楚的。后世学者以此为理由，疏远各家流派，是不对的。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古人行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可见“势”之重要一般，人们常说，得势者得天下，小人得势则乱国，君子得势而安邦，如此而已。
庄子之后，继承道家学说之人济济，以至于形成了本土化的宗教，道教。道教无为，反而是儒家入世，其实两者都来自于一元，一宗，就是老子的学说。
韩非在很多方面和孔子很相像。《史记》有云：“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不和儒家的伦理纲常所要达到的目的一样吗？但是又有话说，以为儒者为文乱用法，侠者以武犯禁，这可谓对头冤家路窄。不同的学者抱着不同的“道”，是所谓“不相为谋”。
韩非有口吃，不得志，所以著书很多，较为著名的有《说难》，详尽叙述了向君主进言的难处，最甚者甚至威胁到了谋臣的生命安全，这相比于孔子的《春秋》、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寓言故事，已经偏离了“道”这一主题，反而是将“法”了。最可惜的是韩非这篇文章因为被秦王喜好，于是秦王出兵攻打韩国，就为了把韩非得到手，却还不等这位《说难》的大成者说难，就被丞相李斯陷害，不能自脱。
法家和儒家等，都是借势而立言的学派，本质上归宗于黄老之学。后者如申不害之辈，大多继承于此，黄帝是始祖，老子是最初的思想家，这说法，大概也不为过吧。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易》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都在寻找着同一样东西，却走着不同的路。都是借势而行，每家的学说，都像是不同的角度对事实最客观的描述，有着相同的本质，就好比盲人摸象，人们听信不同，就觉得他们讨论的不会是一件东西，事实却非如此。溪流总会交汇于大海，文化的分叉看似不可烦数，但还是来源于早期大家所共同追寻的大道，统之有宗，会之有元。
仁义来自于道德，决定着形势，儒家的学说也可以因循为用，这一点我从管晏列传中找到了理由。
有这样一个人，他很穷，和别人做生意时总是贪小便宜；有这样一个人，他很懦弱，在战场上多次逃跑，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普通人，平凡而又世俗，但是也有这样一个人，他心里想得很多，但是没有办法实现；他有一统天下的抱负，却总是被朋友们嘲笑；他可以坚持，他可以忍辱负重，他饱读诗书，他才华横溢。这是伯乐眼中我们所蔑视的黑马，却也是日后立下汗马功劳的宝马，这就是现实。
管仲，正是这样一匹黑马。
管仲穷，与鲍叔牙友，常常欺负鲍叔牙，如此，鲍叔牙还是和他为友，没有什么微词。两人侍奉二主，鲍叔牙所侍奉小公子小白当政，囚管仲，鲍叔牙搭救了他。当管仲多次投奔新的主子，又被人家赶回来的时候，当管仲为鲍叔牙做事却越办越糟的时候，当管仲作战时多次逃亡的时候，鲍叔牙都能理解他的苦衷。于是管仲才被推到了君主的左右，于是，管仲被重用，协助齐国称霸诸侯，一匡天下。
贤能的人总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有时候也缺乏那样这样的机遇，历史上对鲍叔的评价往往高过管仲，因为鲍叔能识人，浩浩苍苍，人才总会有的，但是就像韩愈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但是千里马，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就的。
管仲之所以被任用之后，就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才能，离不开他对于天下形势的判断。齐国在海边，就临溪而渔，与别人贸易，富国强兵。制定政策，从实际考虑，符合大家民俗所需求的就实行，不符合的就舍弃，于是可以生民，可以安国。然后制定“四维”，用礼乐道德来教化百姓，最后征兵纳粮，征战中原。一步一步，层层深入。国君生气要攻打蔡国的时候，管仲并未禁止，而是顺势游说，假借楚国没有按时进贡给周天子祭祀用的茅草的蹩足理由，出兵伐楚。权衡利弊，老谋深算，常人没有几个比得上的。
齐国一百年之后，才又出了个晏婴，另一个传奇般的人物。
后世的史书总是喜欢搞得不同凡响之人必定打娘胎里就和凡人不一样，比如出生六年不会说话，生下来时乌云密布，天游神龙等等。但是，有一个人也是如此，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出生就碰到吉兆，神龙和降雨，这个人却更加了不起，他叫做晏婴。
像《尚书》中所言，舜起初也不是口含金钥匙的贵族，父亲聋瞎，给儿子找了个没人疼的后妈，还有一个一心想要占有哥哥财产的同父异母弟弟，家里几人一心想弄死舜，但是舜没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于是远近闻名，为尧所知，选为继承人。
晏婴，大概也是这样，节俭远近闻名，不穿绸缎的华府，每顿餐饭不超过两样肉菜，尽管后来做到了丞相，依旧如此。君子若愚，于是被重用，于是达到了管仲梦想起飞的那个平台，没有伯乐，就做自己的伯乐。
《史记》中关于晏子讲了两件轶事。第一件，越石父入狱，晏婴看见，认为他很有才华，重金救了他。第二件，自己的马夫骄傲，一天，马夫妻子看到这一幕，闹着要离婚，说：“晏子长不满六尺，身为宰相，却每天想着事情，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而你马夫，仅仅是给人家当差的，却如此自满。”于是马夫小心翼翼避免再出现那种小人得志的丑态，自形惭愧，晏子看到了，推荐他做了齐国的士大夫。晏子识人的本领，大概是出于自己的一种共鸣，和君臣纲常的一种道德操守的坚持。
在朝时，如果君主提到了自己，就特别小心自己的言语，生怕有过失；如果没有提到自己，就在自己的行为上检讨，反思为什么工作没有出色完成。君主的话符合道义，就顺从而执行，如果不符合道义，就权衡利弊，挑部分执行，于是在齐国做官，君主换了三个，作为老臣的晏子却没有下台。
太史公有言：“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这世界有很多人，信仰不同，行为也大相径庭。人苦于不自知，管仲才没有把握机会让自己站在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上，幸亏有鲍叔相助，于是顺势而行，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管仲求得是施展才华，伍子胥求的是报父亲之仇，晏子求的是仁义礼仪，各有所成，留名于后世。但是我也看到了管仲在生活方面的腐败，奢华；看到了伍子胥鞭尸的残忍一面；也看到了晏子伏尸而哭庄公的动人场景。
太史公在文章的最后也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关于这三个人，没有强调儒家的纲常，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缺失信仰的贤人、有信仰的普通人、有信仰的贤人的差别。这信仰，就是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中所阐释的。《史记》把老子韩非列传放在管仲晏子列传之后，仿佛在讲儒学的好，却又借老子之口，说仁义无用，天下在势。
的确，除了韩非，管仲、晏婴都很好的把握了这权力的方向，有所作为，这是天人之际，也是无为而借势的例子。至于儒家所宣称的五常，至于孔子所想恢复的礼仪秩序，就像老子所说，君子就长君子的德行，成为君子，还是小人，并不在于孔子的说教，而在于人们所生活的大环境，和个人的小环境。那么，想成为君子还可能吗？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像帆船一样，乘风破浪，时机到了，就会起风了。这之间的差别，大概就是所谓中庸，是司马迁写《史记》所想要弄清楚的天人之际吧？
不同的学说造就了不同信仰的追随者，不同的追随者追随者前人的脚步，走自己不同的路。世界那么大，路又那么多，最后还是免不了躯壳老化，殊途同归。
2014年4月30日 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