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为谋。

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曾国藩在《求阙斋记》中这样写道。

史书上多有歌颂仁人志士的习惯，比如季札挂剑空垄，此心已许，又何以在乎别人是否在世呢？比如伯夷让位，誓死不食周朝的俸禄，只因为周武王不仁不义，在父亲服丧期间起兵马之争，以臣子取代君主。

历史就像一个公式，好像只要在自变量栏里输入“仁义”、“忠厚”，很快就得出结果，“名”、“功”、“利”全部都来了。

普通人尚且知道生活的意义在于过程，那么，我们又是如何眼睁睁的将这一重要的经历给过滤掉了？

孔夫子提倡的仁义礼仪是否真的可以让我们立功、立言、立德？好人，真的有好报吗？

古人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柏有自己的喜好，各人自有不同的的志向。我看重自然的清新，难免讨厌都市的灯红酒绿；我喜欢留着长发的温婉，就不太会在意短发的洒脱。人的思维，总是线性的，习惯于找一根绳子，把外界的想法穿起来，让自己居中。否则，就很容易迷失在噪杂的，烦乱的现象中。

有所看重，有所偏向。

不同职业看待同一件事情往往意见不同，于是商人有重利，义士在重义，伶人常重情，君子总爱仁。一件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每一个角度，都包含着对于它最贴切的比喻。所以，逆光和顺光里，画风是不同的；逆境和安逸中，对人的影响也是不一的。有所侧重，就难免分歧，而说服，恰恰是要对方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所以有争议、不可调和，才导致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松柏不能按照桃花的方式行事，我们也不能依照同一个模板生活。这世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创世主才在意我们个体的差异，和色彩。

人们为一件事情满足，常常是有着相似经历的朋友才能深切体会，此所谓不相为谋之例。所以我说，好人的结果，并不是在别人的眼中被关注、被理解，而是激起自己心中那小小的涟漪，存留在记忆里，带给自己以温存的快乐。这是一种对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的体悟和实践，所以会快乐。

伯夷重义，所以绝食于首阳山。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得到自己所希求的，还有什么怨恨的呢？

是所以人发愤而著书者，常有成功，因为其所求为所著；所以成功之后，鲜再成名，因为没有了所希求的东西，或者说，所希求的，不再是为外世所敬仰的东西了。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的结束时说，伯夷的故事之所以流传，最重要的是“道相同”的孔子看重并且为之著述立言；颜回之所以长久，本质还是在于那一本《论语》呀！

所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人事已尽，方知天道。伯乐不可求，所以说：“事在人为”。

就我所知，一件东西，做到极致，方才可以被世俗所欣赏。芸芸众生，茫茫人海，有人穷其一生只为了完成一部史书，于是才有了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的资本，充足的时间调查、考证、写作，于是配得上“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那些努力，那些汗水，总是不会被时间所埋没。

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出身的选择，是不可改变的事情；但是那足以让一个人生而有用，死而有价的抉择，却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我们决定，自己的模样。

唯有坚持，唯有尽心尽力，方才可以展现出千里马的潜力。

马儿苦于不自知，岂能怪伯乐？如果攒足饲料，用尽力气，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发光发热的。

做事在人，成事在天。

大概只有和伯夷，叔齐一样遭遇的仁人志士才能体会得到那种没有怨恨的，誓死决心的感情。絮絮叨叨数千字，估计也只有在寒食节，追忆起前人时，想起在首阳山还有如此不通情理的顽固时，人们才能稍微记起这传说似的故事吧。

2014年4月26日于武昌